突尼斯的当务之急: 阿拉伯之春以后的人权和发展
作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
历史上有一些时刻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表明我们的立场。我相信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过去一年来，在突尼斯、开罗、马德里、纽约和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其他城镇，普通百姓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把人作为我们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中心，要求具有实质性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要求有尊严的生活以及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蔓延到世界各地城市的点燃阿拉伯之春的火花，是单独一个人走投无路的举动，他因为一再被剥夺了有尊严的生活的最基本条件，举火自焚，从而宣布一个没有人权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但是，在突尼斯以及在该地区内外，镇压、剥夺、排斥和虐待的干火种已堆积好多年了。
中心问题当然是该地区各国政府的行动、不行动、过激行为和尸位误国。不过，该地区以外各个强权支撑独裁政权以及追求自身利益的破坏性政策，导致镇压、肆无忌惮、冲突和经济剥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在国际一级，由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在阿拉伯之春前提供的评估也很有启发作用：这些评估说，突尼斯 “在公平增长、扶助贫困以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指标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突尼斯“正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突尼斯“在治理、实效、法治、防治贪腐和监管质量方面遥遥领先。”突尼斯是“一个最公平的社会”和“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总的来说，我们被告知，“突尼斯在过去二十年追求的发展模型造福这个国家。”
然而，在同一时间，联合国和民间社会的人权监测员描绘的情况是受到排斥和边缘化的社区、强加的屈辱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剥夺。我们听到的是不平等、歧视、缺乏参与、没有体面的工作、缺乏劳工权利、政治压迫以及没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我们看到的是审查制度、酷刑、任意拘留和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总之，我们听到的是恐惧和匮乏。然而，不知何故，这方面的情况在我们的发展分析中很少着墨。
这并不是说，对于发展的分析都错了，或数据不准确。问题在于，分析镜头往往过于狭窄，有时甚至指向错误的方向。显然，镜头没有正视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 至少不是大多数人的自由。
相反，镜头的焦点过于狭窄，只看到增长、市场和私人投资，很少关注平等，几乎没有关注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即使关注千年发展目标，也只注意一套狭隘的经济和社会指标，这些指标不是以权利为基础，设定很低的定量阈值，没有保障参与过程，也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分析家的答案并没有错，他们只是没有提出许多最重要的问题。
这一政策的短视在北方和南方国家一再重复，那里的政治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和公正的司法不是出售给少数人的商品，而是所有人都应该不受歧视地享有的权利。我们为经济政策或发展所做的任何事情，其目的应该是促进这些权利，至少不应该做任何事来破坏这些权利的实现。
当《世界人权宣言》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时，制定者警告说：“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宣言提出了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各项权利，在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政治参与和公正司法等方面免于恐惧和匮乏。宣言表示，这些权利属于所有的人，在任何地方，不受歧视。
今天，在我们的城市的街道上，人们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兑现这一承诺，把他们的要求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直播。这些要求再也不容忽视。
相反，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应该按照这些要求，大幅度改变政策，把人权积极纳入经济事务和发展合作，以人权法作为国内治理的基础，并在整个国际体系中作为政策一贯性的根源。这是我们在新千年的任务。这是突尼斯的当务之急。